1王小波:不做沉默的大多数,向往本心呼唤的自由
所属系列:矩阵人间:今天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文学
王小波:不做沉默的大多数,向往本心呼唤的自由
矩阵人间:今天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文学
对饱受应试语文之苦的当代青年来说,王小波是一味解毒剂。
别的作家耳提面命,一本正经,王小波却吹牛打屁,嬉皮笑脸。
鲁迅院子里长两棵枣树是什么含义都有标准答案,王小波却是偷鸡摸狗,恋爱扯犊子,在检讨里写黄段子。
这种阅读经验上的反差感,会让人觉得王小波比较平易近人。特别是同样面对外部环境的话语规训时,他站在我们这边,有同仇敌忾、惺惺相惜的意思。
当然,王小波决不仅仅是可以平等交流的哥们,随着年龄渐长,阅历渐多,读过的文学作品变多,你会发现:王小波是独特的。
别的中国作家孜孜于发现宏大的时代命题,或拥抱市场开始商业写作,或奋力追赶学习更先锋的写作范式。
而王小波在意的则始终是冲出时代共名,发出「个体」的声音,即便和主流对抗,也要廓清自我的轮廓。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能从王小波身上找到共鸣,找到出口的原因。
他看似很「轻」,但未必不深刻,甚至还铁骨铮铮。
1、性不止是小黄文,也意味着权力
冲出时代共名,王小波第一步就选择了「性」。
我还记得第一次读王小波的时候,只觉得满脸通红。
是的,这是王小波的惯用工具,有的人写性是为了猎奇,为了流量,或者为「身体写作」之类的先锋尝试。
但王小波不同。
他有点像古希腊人,古希腊人呈现裸体只是因为裸体很美,王小波把性写的像古希腊裸体雕塑一样,美而自然。
这种尝试隐隐有火药味。
在那个环境里,主流话语并不觉得这是美好且自然的。
当然,现在也未尝不是。
公众话语会刻意挤压性的存在,闭口不谈,或公然批判。
《黄金时代》里面,有一段很经典的话: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 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这是一本讲爱情的书,王二与陈清扬的爱情,时代背景是知青插队,上面这段算是王二的爱情宣言。
那并不是一个自由恋爱和自由表达恋情的年代,知青生活使个人融于集体当中,受舆论的监管窥探。
但凡有所举动,就会受到现实引力场的影响,使这正常的爱情扭曲成奇怪的面貌。
比如流言蜚语,舆论环境里对男女情爱的污名化,以及无时不刻的「向上面交心」。
此种背景之下,「想爱,想吃」确乎成了奢望,就像十五六岁的读者一样。
情窦初开,想吃想爱,但生活和价值观都受到成人的辖制与监管。
手段和方法,就是「锤」。
锤是什么?一种阉割手艺。
被锤的牛,从此不再想爱想吃,一门心思扑到工作上。
王小波把捶抽象为一种人和环境的互动关系,成长即受捶。
在这个过程中,人会慢慢放弃「想爱想吃」的奢望。
年轻读者正年轻,当然意识不到这点,还有些比较好捶的,一捶就结束,甚至黄金时代结束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王小波意识到了,他要反抗。
我读黄金时代经常有一种错觉,小说里的王二好像待在疯人院里一样,求告无门,又讲不清理,所以就一直想逃跑。
逃跑是这本小说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那我们换位思考一下,站在主流话语,围观者、上位者或者群众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到底是谁疯了?
是王二在搞破鞋,还是说大家把「搞破鞋的欲望」,一种扭曲的性欲,投射在他身上了?
王二的逃跑和反抗,是不是本身就在印证着受捶行为的延续呢?
这就在爱情故事外,有了别的一层意思。
也是王小波小说里,对「性」解读:个人权力的声张,是挣破时代共名的渴望。
其间最能代表「黄金时代」的物象,就是无处不在的、时不时就勃然作色的「小和尚(即男性生殖器的隐语)」。
「世上所有事情都是关于性,唯独性本身关乎权力。」福柯可谓是一语中的。
福柯曾这么说,用以形容王小波的文学创作尤其合适。
在这些小说里,这首先是生存权的必要组成部分,由此延申开去,它还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个人跟环境的互动。
熟悉当代文学的人都知道,打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性」在文学作品里经常是不在场的。
即便是「革命+恋爱」被当成一种很有效的叙事策略,对情爱的描写也是朦朦胧胧,对性更是一笔带过。
比如《林海雪原》,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小白鸽对少剑波的爱慕写得影影绰绰,倘若再往前进一分,似乎就会消解了少剑波的高大幻象,让他从革命英雄转而成为凡夫俗子。
至于专门谈性情,讲个性讲恋情,更是难逃不上进之讥,乃至于沦为「小资产阶级」。
《黄金时代》故事中对应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爱情是什么东西?
爱情,必然会牵扯出关于自我的表达。如描写爱情,甚至描写性,必表达自我,表达自我必滋生自由化。这个过程,即个体从共名中挣脱的过程。
也就是说:表达情爱即是表达个性,即是一种个性权力的声张。
这正是《黄金时代》所在做的事情,也是福柯所谓性即权力在王小波作品的呈现,是男女之爱的发泄,在权力场层面的意义。
你得首先有爱情和性,有坚信自己不被捶的生猛,然后才谈得上个体的尊严。看起来是讲性,其实是讲自尊。
而这一点,也正是年轻读者初读时不容易意识到,必然要到和王小波写作时的年纪,能够对经历的事情进行反思,才能够重新发现的意义。
《黄金时代》里的爱情,给人以天然舒展之感。
但这种舒展,那是在今天的视角。
倘若还原到那个环境,还真就是搞破鞋。
围观者只能用这样的语汇,去理解这么一件事。
因为对性的压抑是系统性的,不自觉的。
王二、陈清扬顺从了天性,就逆反了系统,一碰到现实,便处处尴尬。
譬如陈清扬就讲,她觉得破鞋也都挺好,「破鞋都很善良,乐于助人,而且从不乐意让人失望」。
但破鞋这个称谓本身,即已经显示出公众舆论对它的定性。
搞破鞋,或者说男女之间的恋爱关系,在这个环境里并不天经地义,而是要背负骂名的。
环境里的每个成员被教导你应该如何,最好不要如何,一定禁止如何。
男女之情试问谁没有?但身为插队知青胆敢表露,就有可能要面对「写材料」,乃至于受舆论凌辱的下场。
这就是公共话语如何侵蚀私人空间。
福柯说性是权力,大家记住这句话。文学作品里的性描写通常会有窥伺意味,而且是对最私密空间的窥伺。
当一种社会环境里,大家非常默契地回避「性」了,换句话说,「性」不在场了,那背后就更是不同权力的撕扯,是非常有张力的一个事情。
阎联科的小说《炸裂志》里有一个情节,主人公孔亮是个村长,升为镇长后,秘书程菁的衣服扣子就自动解开了。
扣子面对权力的上位者时,有了生命,仿佛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做。
权力的在场,可以扭曲性的形态,使其生理冲动的一面被遮蔽,转而成为权力关系的表达。
王小波的小说里总能看到性被围观乃至于偷窥,或作者看似坦荡地示之于观众,或被那个环境的其他在场者鬼鬼祟祟地揣度、猜测。
你也许难免好奇,难道那些围观者,自己就没有男女之情吗?倘若没有,自然是舆论对天性的阉割;倘若也有,道貌岸然的指责未免太让人恶心了吧?
不过,小说里关乎性的压迫,经常是以一种戏谑、荒诞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主人公王二,又总能以令人捧腹的巧思破坏些秩序。
以至于年少的我们读起来,还会产生一种恶作剧的快感。
比如向上级交待「搞破鞋」这段:
最后我们被关了起来,写了很长时间的交待材料。起初我是这么写的:我和陈清扬有不正当的关系。这就是全部。上面说,这样写太简单。叫我重写。后来我写,我和陈清扬有不正当关系,我干了她很多回,她也乐意让我干。上面说:这样缺少细节。后来又加上了这样的细节……但是我写这些材料,不是给军代表看。他那时早就不是军代表了,而且已经复员回家去了。他是不是代表不重要,反正犯了我们这种错误,总是要写交待材料。
写交待材料,是政治和精神生活上非常严肃、并且具有严重后果的事情。
它现在要介入到男女情爱,对它提出褒贬,就变成了一种道德审判。
于是王小波和今天的读者分享了同一个立场,那就是:
这些权力上位的代表们,有什么资格让别人交待自己的情感生活?
他们是否具有道德上的优越呢?
既然其不能对私人道德提出什么有说服力的指导,那么悍然通过 「写交代材料」介入私人生活的公共行为,其严肃性也荡然无存。
一个严肃而有着恐怖政治后果的事情,被王小波笔锋一转,写成了「皮这一下很开心」,在满脸嘲讽中安然落地。
正如小说中所言,「反正犯了我们这种错误,总是要写交待材料」,本乎天然的性冲动,使王二冲破了公共话语的规定,但代价是自居于无赖。
你想爱,想吃,就得和这个「公序良俗」割席。
这种心情,毋宁说跟青春期的少年是正相契合的。内在的激情和异性相吸表现为一种天然正义的冲力,以使人奋不顾身,去冲击各样的观念牢笼。
但王二毕竟不是单纯的青春少年,他的「割席」,其实有一种理智的自信存在着。
这种自信来自何处呢?
2、荒诞和幽默:知青们的情爱观
这种自信是一种智性优越。
这种优越感贯穿于王小波对每一个看似不值得严肃对待之问题的严肃思考,并最终构成了小说荒诞、幽默的文风底色。
也是王小波选择与时代共名割席的第二个表现。
题材上讲,王小波的这些创作可归为知青文学,即描写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
如果我们先大略地审视一下知青文学怎么谈论「性」,特别地,怎么由这种私密话题来呈现「自我」,回过头再来看王小波的书写,就会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对知青情爱生活的展现,几乎是罗曼蒂克的:早些年比较火的《血色浪漫》。
它对于钟跃民到西北插队,邂逅了在黄土地上唱信天游的姑娘秦岭,于是暂时偏离那个看起来正常的生活圈和情爱模式,开始了一种稀有而猎奇的际遇体验。
黄土地上贫瘠的生活,倒成了人生难遇的一期一会。
这就是成功人士酒后的纵声高歌,他对于往日的价值定性,肯定是踌躇满志、感慨万千。
爱情成了一种盛放在黄土地的玫瑰,在人生成功的底色烘托下会变成了一种点缀,一种生活的调味品,一种男人们的谈资。
这就像是你在城里每天酒足饭饱,闲了突发奇想来了趟郊游,然后对眼前所见发现田园风光无限好的赞叹一样。
客气、疏离,你觉得它好是因为确信自己明天就回城。
再比如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作品,张贤亮的《绿化树》。
在这本书里,张贤亮写了一个下放知识分子,叫章永璘,在西北的广阔天地里接受改造,境遇和王二类似,有环境的冲撞也有美好的爱情。
章永璘靠着《资本论》这样的思想武器,「成功改造」好自己,回到「劳动人民」的队伍,也就是,跟共名融为一体。
作者张贤亮视这种劳动岁月,为思想改造的奇旅,它的终点是对一种新宗教的皈依。而和普通劳动者马缨花的恋情,也变成了「回归群众、皈依大地」的宗教圣迹。
阿城的「三王」系列里,也有情爱的一席之地。
一群人去广阔天地,开始大有作为,自然就生出积极分子,最能领会时代召唤,这样的人是环境里的成功者,自动成了女性仰赖的对象。
但阿城显然对那种环境的异样是很不以为然的,不以为然,又不能明确表态,所以作为积极分子的李立,那种故作庄严就看起来很搞笑,连带着,女生对李立的仰慕也显得很搞笑:
李立平日修身极严,常在思索,偶尔会紧张地独自喘息,之后咽一下,眼睛的焦点越过大家,慢慢吐出一些感想。例如「伟大就是坚定」,「坚定就是纯洁」,「事业的伟大培养着伟大的人格」。大家这时都不太好意思看着他,又觉得应该严肃,便沉默着。女知青们尤其敬佩李立,又不知怎么得到他的注意,有几个不免用天真代替严肃,似乎越活岁数越小。
请注意了,「我」对这样的场面,可并不是无动于衷,或者一味不屑的。恰恰相反,「我」很想跟着学,因为在那个年龄,「我」也想赢得异性的好感啊:
我已到了对女性感兴趣的年龄,有时去讨好她们,她们却将李立比在我上,暗示知识女性对我缺乏高尚的兴趣,令我十分沮丧。于是我也常常练着沉思,确实有些收益,只是觉得累,马脚又多。
看完这几个再回头看王小波,他对情爱的处理方法,就非常有意思了。
首先他没有《血色浪漫》式的庸俗气味。
王二不是一个闲了到蛮荒之地找乐子的成功人士,他很清晰自己为什么到这儿,以及这里在发生什么。
他也并不需要靠「返城」后的「成功」,来升华这段人生的意义。
他也没有阿城的那种世故和圆滑,无论处于何种环境,都能很巧妙地找到平衡点。
他更没有张贤亮那种类似于从良的进退失据的感觉,好像不完成皈依,作为「自我」而存在就没有价值了一样。
王小波和他们不同,他坚信「自我」的价值,哪怕要对整个世界投以蔑视,也要维护自己的这种立场。
他知道,也深信,情爱本乎天然,即便被之以「搞破鞋」的恶名,自己也决不恍惚。
这种蔑视里,有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自信和决绝。
这自信和决绝,源自于一种智识者审视蒙昧者、正常人审视疯子时的差异,是不会因为同道者人数多寡就改变的。
这就和王朔式的混不吝,那种以否定修养、甘心自污,以便于把对手拉下马的做派完全不同。
身处同样环境,王朔也许会说:「我比你们差,千万别拿我当人」,王小波的回应则是:「你们都错太远了,我都不屑于认真对待你们的诘难」。
这一点,从类似俯拾皆是的片段中就能看出来:
我对她说,她确实是个破鞋。还举出一些理由来:所谓破鞋者,乃是一个指称,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大家说你偷了汉,你就是偷了汉,这也没什么道理可讲。
至于大家为什么说你是破鞋,照我看是这样: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就该面色黝黑,乳房下垂。
而你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所以你是破鞋。假如你不想当破鞋,就要把脸弄黑,把乳房弄下垂,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
当然这样很吃亏,假如你不想吃亏,就该去偷个汉来。这样你自己也认为你是个破鞋。别人没有义务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汉然后再管你叫破鞋。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
这段话,表现的是思辨色彩,是超乎众人的缜密,这种思辨又因为论题的琐屑、微不足道,呈现为一种纯粹的智力过剩。
概言之:公共话语、舆论环境,这些游戏规则的粗糙与逻辑断裂,在王二面前一览无余。
他甚至都懒得做一名严肃认真的对抗者。
他只是漫不经心,又举手投足皆成章法,如此从其破绽里寻找乐子。
陈清扬和王二所处的生活空间,弥漫一种禁欲色彩。
这种禁欲不光表现在男女情事无法正常讨论,甚至还导致了一定程度上对身体的厌弃。
「面色黝黑、乳房下垂」,才是合群的表现,如若乳房高耸、脸色白净,难免就有不合群、甚至作风不正的嫌疑。
健康自然的女性美,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群体性压抑的施暴对象。无故肤白貌美,所以陈清扬有了自证清白的义务。
这段话读起来非常搞笑,首先当然源自于文笔的流畅,和作者性情里的幽默感,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于现实荒诞的呈现:
即便是在这偏远蛮荒、接近自然的地方,顺从自然本性的男女之爱也有被规训的危险。
那么城市的中心,文化的中心,又是怎样的生活样貌呢?答案恐怕是不言而喻的。
3、作为思想家的王小波
和其他作家不同,王小波不止是个小说家,同时也是鲁迅之后少有的杂文家。
杂文家什么意思?即是说他是一个很有意见,并且不吐不快的人。
这是王小波坚持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第三个表现。
王小波在杂文集里很直白地坦陈意见,对当下的意见,对国民性的意见,乃至于对传统文化的意见。
他会戏谑地将交待材料和文学创作类比,并沾沾自喜地告诉读者,感觉自己写得还挺有文采。
这当然不是对「思想性」避而不谈,恰恰相反,他想说的是,以接收材料者的学养之浅薄、思想之猥琐,压根不具备进行道德审判的资格。
另外请不要忘了,在那个年代,像王小波这样的人,下到农村是干什么去的?
是向「贫下中农」拜老师,当学生去了。
《黄金时代》里的王二并不能像鲁迅一样,居高临下而成为对国民性的批评者,或者是自居为先进思想的启蒙者。
相反,他是受教育者,是需要向普罗大众求教、时时自省以剪除思想尾巴的人。
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权力态势。
群众让你接近,已经是给你脸,你不抓住机会好好改造,还想做教师爷吗?
这种「没什么道理可讲」,也正是学生面对老师的无奈。
老师是否高明,那不是学生要思考的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才是你应该抱持的态度。
王小波聪明的地方,在于他只是讲述了一个故事,并且在这个故事里,安安分分扮演一个无赖。
但最基本的立场,或者说常识认知,比如本乎天性的想吃想爱的权利,却是从未动摇过的。
看似智力过剩的思辨游戏,就是在捍卫这样的立场——既然不能像鲁迅先生那样去匡正某些愚昧,至少我也得表明,这样的愚昧实在荒诞的可笑,而不值得我去严肃对待。
比如说,像张贤亮那样,二话不说地感动的匍匐在地,以至于不惜以爱情之名拉人下水,也要完成世界观的改造。
这就是为什么,哪怕做梦的时候王二也经常看到吊着的小和尚。
小和尚是力比多,是天性,是不应该被斩断的动物性,也是个体权力的一种象征。
不是王二管不住小和尚,而是因为舆论太严,以至于小和尚必须宣示自身的存在。
多少少年读者,当初只是从中看到一段嬉笑怒骂的恋爱,一种试图冲破现实牢笼的激情,忽略了王二身后的大背景,他对更厚重的存在,也就是对那个时代的权力场的回应。
那种共名重压之下,想要永远保持生猛、永远不被捶的努力,如何被现实涂上了荒诞色彩。
但是这不要紧,文字后面的东西,在漫长的「受捶」过程中,会像吃进肚子里的青草一样,被挨了捶的我们一遍遍反刍。
4、代价:游离于主流之外
王小波对当代文学的游离是显而易见的。
这在「冲破共名」的大浪潮之下,尤其显得扎眼。
即大家都在追寻自我,而王小波似乎压根不用追寻,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不用拿来主义也不用另辟蹊径,我本来就是我。
游离在主流之外是王小波对自我坚持的「代价」,也是他要有自己的轮廓的终极表现。
我本来就是我,但世界却未必坚固的像这个「我」一样,恰恰相反,它通常是光怪陆离的,逻辑不自洽的。
二者冲撞到一起,就会爆发出荒诞性。
而这一点,恰恰是与现代文学的接驳点。
我们看他的作品,时代设定或有不同,但人物无一例外,都是王二一般的外来闯入者。
诸如《红拂夜奔》、《万寿寺》这些小说,虽取材于历史传奇,跟当代文学中常见的历史小说却大异其趣,王小波并不是真要将读者带回到某个真实客观的历史年代(这方面的极端夸张,就是穿越文),也不是要抒发什么思古的幽情。
他仿佛只是要说:
那些古代人,很有可能像王二一样,被现世的各种局限所牵绊,对自然、对知识、对数理逻辑,拥有无限好奇,以至于总是忍不住要逃离那种被社会环境所定义的生活。
他越逃离,那个被环境所定义的生活看起来就越荒诞。
他要写的不是古人,也不是今人,而是不古不今的存在本身。
这样一种心绪驱动,使《红拂夜奔》里的李卫公具有一股蒸汽朋克故事主人公的味道:
后世的人们说,李卫公之巧,天下无双,这当然是有所指的。从年轻时开始,他就发明了各种器具。比方说,他发明过开平方的机器,……直到老了之后,卫工才有机会把这发明做好了,把木杆换成了铁连枷,把摇把做到一丈长,由五六条大汉摇动,并且把机器做到小房子那么大,这回再怎么摇也不会垮掉,因为它结实无比,这个发明做好之后,立刻就被太宗皇帝买去了。这是因为在开平方的过程中,铁连枷发挥得十分有力,不但打麦子绰绰有余,人挨一下也受不了。而且摇出的全是无理数,谁也不知道怎么躲。太宗皇帝管这机器叫卫工神机车,装备了部队,打死了好多人,有些人死在根号 2 下,有些死在根号 3 下。
这个段落在当代历史小说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可能《故事新编》里会有类似的气质。
李卫公是唐朝人还是现代人?
问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就像问《采薇》的世界观里是不是真用「烙十张饼的时间」来计时一样。
它向读者提示的是一种存在的普遍性,譬如好奇心、无聊等等,如何无视历史时空而构成我们生活的材质。
李卫公对生命的热情并不来自于寻常烦恼,而是一种纯粹的对知识的探寻。
在气质上,他可能更接近于漫步着的古希腊智者。
在发明出开根号机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该如何利用它,尽管出于各种原因他还热情地到处推销这件发明。
一直到无所求与人的晚年,才有太宗上门,结束了这个庄子式的、不龟手之药的故事——并且如同庄子一样,王小波也是将这项发明的最终用途设定为杀人、战争。
这就让荒诞气质更浓郁起来。
李卫公、王二、薛嵩等角色,统属于不同时代位面的游荡者。
关于生活,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又明显偏离世俗常规。
他们不是仰赖舆论和俗见去接受世界,而是以一种好奇心、一种陌生的求知欲重新审视生活。
或者如尼采所言,重估一切价值。
《万寿寺》的主人公连名字都没有,这就给了他极大便利,他可以像编织故事一样编织自己过去的人生,定义正存在着的自己。
另一方面,对这样的游荡者来说来说,最糟糕的命运,恰恰是找回记忆和身份,结束游荡生活,回到户口本给自己规定的位置。
因为这无非说明,游荡结束了,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这句是小说《万寿寺》的终曲,奇思异想终于结束,人必须返回现实。
同时,这也未尝不是王小波对现实对时代的一种体认。
相比 「走向庸俗」,变成无数个中的一个,他宁愿做个游荡者,于是读者得以看到:
不是一个「王二」,而是一类文学形象,在不同的时空,幻化成不同的身份游荡。
王小波「轻」吗?
他用着不着调的、戏谑的语言写着性。
但他未必不深刻。
他愿意用游离在主流之外的代价,来呼唤「自我」,来提醒我们或者提醒他自己,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乌合之众》中有这样一段话:
群体是愚昧、冲动的,当一个人被群体裹挟的时候,他必然不会成为一个哲人、一个智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每个人也都是不同的个体。
这或许是我们为什么要读王小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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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 2022-06-27 12:02 · 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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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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