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东北民谣 一道车辙

东北民谣 | 一道车辙

我的人生主题曲

产房里，周慧琴一手抱着一个孩子，探着头往保温饭盒里瞅。

「你这整的是啥？」她问。

男人先是嘿嘿乐了两声，神秘兮兮地掀开饭盒盖，又赶紧用手捂住瓶口，故弄玄虚地说：「三个月的小母鸡，一天饲料没吃过，给你搁的枸杞和大枣，趁热喝，底下还有俩土鸡蛋呢！」

周慧琴夹起一条鸡腿，咚的一声，筷子上只剩光秃秃的骨头，鸡肉掉回汤里，溅起两滴油汪汪的汤来。

周慧琴喜笑颜开，晃晃那根油光水滑的鸡骨头：「炖得真够烂乎的。」

「那可不，我今天早上五点钟起来拿砂锅炖的，炖四个小时呢！」男人得了夸奖，也笑起来，把勺子递给周慧琴，「孩子我抱着，你赶紧喝汤。」

周慧琴白了他一眼：「你咋不能喂我呢？」

男人四下瞅瞅，讪笑两声，舀起一勺汤，吹了吹：「能喂，能喂，这不怕你嫌我笨嘛。」

周慧琴撇嘴一笑，嘬了一口鸡汤，咂吧咂吧，轻轻皱起眉头。

男人伸长了脖子，像等着彩票开奖似的，也皱眉头：「咋样？咸了淡了？」

「不是咸淡的事。」周慧琴皱了一会儿眉，反倒笑了，「你自己尝尝。」

男人将信将疑地接过勺子，只尝了一小口——这锅汤可是好东西，他媳妇生小孩受罪，得好好补补。

「这汤……」男人也尝出不对，「咋还甜嗖嗖的？」

他琢磨来琢磨去，一拍大腿：「哎呀，那小红罐里装的是白糖啊！我寻思是咸盐呢！」

周慧琴因此哈哈大笑，笑得弯下身子，喘不上气，偶尔才会发出一声高亢的「哈」来。

笑够了，她看着男人，有点得意地问：「付立强，你自己说，没有我，你还不得饿死？」

付立强愁眉苦脸地收起饭盒，不答话，只说：「别吃了，这咋吃啊？光把土鸡蛋吃了吧，白瞎这小母鸡了。」

周慧琴笑呵呵地磕了一个红皮鸡蛋，剥了壳，咬去一半，剩下半个喂给了丈夫，还剩下一个，她拿在手上，递给邻床的女人：「给，小信他妈，吃个土鸡蛋。」

「哎，这是小信奶奶给炖的鲫鱼汤，说可下奶了，给你也盛点。」两家边吃边聊，小信妈说，「你家有福啊，一个闺女，一个小子，起名没有呢？」

「还没呢，你帮着起起？」周慧琴说，「你家小信起名起得就挺好，汪慕信，一听就有文化，像大学生似的。」

「哈哈，我不是喜欢方中信嘛，完了他爸说，那你就起一个慕信。」

付立强说：「你听听，人家知识分子，就是不一样。」

周慧琴点点头，忽然一拍手：「哎？你挺愿意看的那个香港拍电视剧的女的叫啥来着？」

那一年是 1988 年，电视上，米雪演的《萍踪侠影录》播得正火，付立强又是个武侠迷，特别爱看。

「米雪，咋了？」

「那就儿子叫付米，姑娘叫付雪吧！」周慧琴说完，琢磨琢磨，自己还挺满意，问丈夫，「咋样？」

付立强叨咕了两遍，付米，付雪，还挺顺口，于是一拍大腿：「行啊，过一阵就领孩子上户口去！」

于是，我就叫付雪，付米是我弟弟，至于汪慕信，他是我的老邻居，老同学，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最喜欢的人。

1988 年的春节特别冷，雪地白茫茫的，踩下去，一脚深，一脚浅，深的时候，雪能直接没过膝盖。

四周都是白的，说银装素裹是一点都不过分，不过放过了鞭炮就不一样了，红纸像梅花瓣似的，轰隆隆响过之后，就铺了满地。

那时候我家还住平房，带个小院子，前几天雪下得大，没去扫，春节这天积雪厚得连门都推不开了。按说雪大到这个份儿上，实在是没什么串门拜年的必要，可我们那的人热情呀，哪怕是鼻子冻掉了也得跑到大院里，跟街坊四邻说上一句「过年好」。

1988 年的物价涨得厉害，那年，听说我家刚换了彩电，花了将近一千块，我爸这人爱显摆，还把汪慕信他们一家也叫到我们家来吃饺子，看春晚，岂不知人家三年前就置办上彩电了。

汪慕信的爸爸原本是我们市里公立小学的语文老师，不过 1983 年就辞职改做生意了，那时候大伙都理解不了，老师这么体面的铁饭碗，多少人盼都盼不来，怎么还有人亲手给砸了？不过后来看他真能挣到钱，大家就不再说了。

那时候我爸在粮食局上班，一个月能挣六七十，我妈在药厂糊药盒，拿的是计件工资，她手快，一天能叠二三百个，一个月也能挣上五六十。那时候一般的工人可才挣三四十块钱呢！

1988 年的春晚我没看过，不过听我妈说，可比现在有意思多了——赵丽蓉第一次上春晚演小品，跟她搭档的是演「活佛济公」的游本昌。牛群和冯巩那时候还没裂穴，在一起说了段相声，叫什么我都忘了，但还知道里边的经典台词「领导，冒号」。那一年春晚上还出了不少好歌，毛阿敏的《思念》我爸现在偶尔还在唱。

我家包饺子，馅儿每年都不重样，但不变的是猪肉酸菜——酸菜是我家自己腌的，在大缸里腌好，盖严，再用一块大石头牢牢地压住。年年十月末快入冬了，就有汉子来卖储冬菜，一般就是萝卜和白菜，这两样放得久。来卖菜的一般是农民，卖的都是自家菜，他们从村里赶车到城里，有时赶的是马车，有时是驴车或骡子。白茫茫的雪地上，除了蹄印，就是车辙。木板车上，一颗颗翠绿的大白菜码得整整齐齐，往那一停，大伙就围上来，你买五十斤，他买八十斤，碰到一个人住的也要买上二三十斤，毕竟几个月种不了地，这些东西要吃一冬天呢。

买好了，就放在院子里，不用看管，大伙都很自觉，谁要是拿了，所有人都会鄙视他。

我爸有一道拿手菜——熬皮冻。买上几斤猪皮，熬化了再放凉，做好了一点腥味都没有，晶莹剔透的，切出来还很好看，不带花全透明的叫清冻，带一点花的叫浑冻，口味儿我倒没吃出什么差别，蘸上酱醋，都很好吃。

我爸年年做皮冻，都做几家的份，分够了亲戚，再分朋友，自然也少不了汪慕信他们家。每回我爸去送，都是笑嘻嘻的，俩手一提：「汪老师，给你拿点皮冻，我自己熬的。」

汪慕信他爸汪明磊就会接过去，把我爸迎进家门：「哎呀，可冷了吧，快进来，别冻坏了。」

我爸从他家走的时候也不是空手的，汪叔做生意到处跑，每逢过年总能拿回点特产，有时是南方的点心，有时是熟食，有时是饮料汽水，他家也大方，常分给我家，当然，最后都便宜了我。

因此我小时候最羡慕的就是汪慕信，觉得他家就像个小卖部，里面都是我没吃过的好吃的。那时候我家条件也不错，我爸常常给我和付米一人一毛钱，去买糖豆，一毛钱能买好多糖豆，不过我觉得都没有汪叔带回来的俄罗斯糖块好吃。

差不多 1993 年，我爸花一百五十块钱买了一辆自行车，让我妈骑着去上班，我妈骑了半个多月，自行车让人拆了锁，丢了，气得我妈骂了我爸一顿，我爸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挨骂，反正骂他他就听着。

正好那时候我二舅在做修自行车的生意，没过多久，又给我妈弄了一辆白鸽自行车，我妈上了两道锁，再没丢过。有时候我爸也骑着这辆自行车带我和付米上市场，一人花两毛钱理个发，买一块钱猪肉，再买一块钱白酒。

要是没有汪慕信他家的对比，我家还真是过得非常滋润——那时候万元户都算非常了不得了，可汪叔光是买手机就花了九千多，当年估计全市也没几个人有手机。九五年，他家还买上了吉普车，那年我和付米还有汪慕信三个人正好上小学，汪叔不忙的时候，会开车接送我们，趴在车后座看车轮在雪地上拖出长长的车辙，让我觉得特别拉风。

那时候小孩都虎头虎脑的，不管你家有钱没钱，我喜欢你，就跟你天下第一好。汪慕信小时候浓眉大眼，学习还好，又乐于助人，同学们都选他当大队长。当选的那一天，他还给我传纸条，说付雪，虽然我当上了大队长，可我还是跟你天下第一好。

这是个病句，前后压根也不应该是「虽然但是」的关系，可我那时候没细琢磨，也琢磨不明白——他这两行字可把我感动坏了，幼小的心灵被纯洁的友情占据，还流下几滴发自肺腑的热泪。

他可是大队长啊，纪律标兵，平时从来不传小纸条的！

不过天下第一好的好朋友，吵起架来也是一点不含糊，我把他送我的铅笔往他桌上一扔，还顺手画了条「三八线」。

「我不跟你好了。」我说。

他张着嘴，愣了半天，嘴角撇下来，看着快哭了：「为啥啊？」

我不说话，他就停下笔，很认真地问我：「你为啥不跟我好了啊，付雪？」

「不为啥！」我忍了一会儿，又实在憋屈，转过去瞪着眼睛问，「你跟谁最好？」

「我跟你最好啊！」

「那你为啥每次玩过家家，都让陈白鸽演妈妈，让我演你俩的孩子？」我越说越来气，「我不想演孩子，我也想演妈妈！」

「陈白鸽多爱哭啊，我不让她演，她老哭。」方慕信一脸委屈，「再说我也不爱玩过家家啊，我这不就是陪你玩吗，我想跟徐光凯他们一起去遛铁圈，弹溜溜！」

我觉得很委屈，想吵架，却哭了，哭着趴在桌子上，用铅笔重重地画那条「三八线」，也不会说别的，就会说一句我不跟你好了。

后来我下课跳完皮筋回来，看见陈白鸽在座位上趴着哭，付米跟我说，是汪慕信去找她，跟她说：「对不起，陈白鸽，我以后不跟你玩过家家了。」

陈白鸽问他为啥，他说，不为啥。

回到座位，桌子上那条三八线不见了，放着一支新铅笔，我转头一看，他的新橡皮黑黢黢的，就剩下一半了。

汪慕信说：「付雪，她哭，我闹心，结果我发现，你哭，我更闹心。」

我说：「以后我不玩过家家了，我让我爸教我遛铁圈，弹溜溜，我还跟你天下第一好！」

就这样，我俩只绝交了半天，到了傍晚，还是一起吃着冰糖葫芦回家的。

从穿开裆裤到上小学，我俩一起上学，在学校一起学习，放了学还在一起玩，有时候是让他到我家去吃大碴粥，喝棒骨汤。要是我去他家，那能吃的好吃的可就多了，我最喜欢酒心巧克力，每次去他都让我带走几块，有一次天热，走到家巧克力都化了，心疼得我大哭一场，连晚饭的红烧肉都没吃下去。

记得 1997 年，所有人都很高兴，我们这群孩子也不知道大伙都在乐啥，反正有热闹就看，跟着大伙傻乐，懵懵懂懂的，知道有一个叫「香港」的地方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像游子回到了家乡。那时候有首歌叫《东方之珠》，当时只知道好听，也不知道唱的什么，汪慕信有时在那故作深沉地唱，我憋不住笑，老觉得他唱的是「东方蜘蛛」。

不过，到了 1998 年，就不太一样了，虽然我当时也说不上来，是哪里不一样了。

1998 年的冬天，我家也买了冬菜，不过买得很少，那一年，我爸也熬了皮冻，不过，熬得也很少。

那一年，我家的饺子是素馅的，粉条油豆腐，我妈包的，我爸说好吃，可我和付米都不爱吃。我俩觉得那回年夜饭上最好吃的一道菜，是汪叔拿过来的哈尔滨红肠。

往年赶集，我妈会买两个红灯笼，再请人写一副春联，大年三十当天，一大早就提着糨糊去贴福字，裱窗花。还会买布，布价是三毛五分钱，我和付米自己挑，一人一套新衣裳。那一年却没有，我穿着堂姐穿剩的红棉袄，想哭来着，转头一看付米，他棉袄的袖子都磨破了，被我妈缝过，蓝棉袄上缝了块粉补丁，特别难看，可他还在那闷着头吃火腿肠，我穿得比他体面，也就不好意思哭了。

那年的春晚特别好看，有赵本山，高秀敏和范伟一起演小品，我后来也最爱看赵本山的小品，可能是老乡见老乡吧。好歌也不少，爱听民歌的，能听见宋祖英唱《好日子》，爱听摇滚的，韩磊也唱了《走四方》，爱听通俗的就更有福了，王菲和那英合唱了《相约一九九八》，这可是两大天后啊！都说王不见王，这样的节目，还上哪瞧去？

可是节目这样好看，我爸妈怎么不笑呢？

记得那天我爸给我妈夹了一片火腿肠，我妈又给我爸夹回去，俩人用筷子打了一会儿架，跟拍武侠片似的，啪嗒，火腿肠掉在了地上。

这点小事，我爸妈居然还吵起来了，越吵越凶，汪叔两口子那么热心肠的人，愣是没劝架，只是叹气。

我和汪慕信在沙发上看电视，本来正在打闹，吓得一声也不敢吭，只有电视里火凤 还在不停地「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我那妹妹呀上花轿」。

吵完了，我爸哄我妈，我妈又给我爸夹菜，汪叔招呼汪慕信，说要回家。

往年他们都不会这么早回家的，汪慕信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小声跟我说：「付雪，我还想跟你玩一会儿。」

谁不是呢？

后来我在我爸那件烫绒的工装夹克里翻出个小本——原来上岗会有上岗证，下岗也有下岗证，不过不叫下岗证，叫「失业证」。

那时候我不知道下岗是什么意思，只是懵懵懂懂地知道，似乎一夜之间，大人们都不去上班了，不上班就不挣钱啊，我隐约明白，我家这是没钱了。

这下我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原来我爸已经很久没有给过我和付米一人一毛钱，去买糖豆了。

一家四口人张着嘴要吃饭，哪还有闲钱去买糖豆呢？

爸妈双双下岗后，并没在家待很久。他俩都是勤快人，我妈去摆地摊，常常是守了一整天，拿出去多少东西，就拿回来多少，家家户户都不挣钱，摆摊摆给谁呢？我爸也会托粮食局的朋友，弄些米面粮油，出来卖一卖，口粮总是需要的，有时能卖出一些。

上班这么多年，爸妈从没占过公家一点便宜，就说卖粮食这个事，我爸也是做了老久的思想斗争——心里是知道不好，可是知道管什么用？人总得活着不是？

东北的春秋很短，夏天不热，冬天却又沉又长，一个接着一个，好不容易挨过了一片白，一睁眼，又是另一片白。

1999 年的春节，放炮仗得很少，窗花春联也不走俏，电视里主持人欢声笑语说的是兔年，可我家窗户上贴的还是那只吊睛白额的大老虎，我和付米觉得挺好笑的，可大人们都愁眉苦脸，我也不敢笑。

汪叔没回来过年——他说现在政策南移了，南方的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他的生意忙。汪慕信娘俩就到我家来过年，知道我家有困难，本来不想来的，架不住我妈盛情难却。

你不来可就是瞧不起我们，多个人多双筷子的事，还客气啥啊！

那天我妈给我爸打了半斤散装白酒，说大过年的，少喝一口。没想到我爸一下就喝多了，脸涨得通红，一边喝一边嚷嚷，什么大庆的油田啦，鞍山的钢铁啦，大兴安岭的林场啦，说了一大堆。

「国家有需要，咱们就要送过去！对不对！咱是老大哥！咱是长子！」我爸哎了一声，小半盅的白酒咕咚咚进了肚，龇牙咧嘴，口中发出「咔」的一声，「现在不兴重工业啦！嘿！说不兴就不兴啦！」

这酒真冲！在旁边闻着都觉得熏人，真喝下去，还不把胃烧出一个大洞？

我妈平时最烦我爸喝酒，那天非但不管，还亲手给我爸卷旱烟抽。

抽了两口，我爸好像是被廉价烟草呛着了，抬手揉了揉眼睛。

「行了行了付立强，多大点事啊。」我妈拍拍他的后背，说。

我第一次听见我爸哭，声音像隧洞里的火车，是一声接着一声的，很长的「呜——」，听起来乐不可支，我一下子笑出声来。

汪慕信拍了拍我的手背，对我做了个「嘘」的手势，我虽然不明白，可他比我懂事，他让我闭嘴，一定有道理。

我闭嘴了，电视上的人不闭嘴。这个人我认识，他叫刘欢，我爸很喜欢唱他的《好汉歌》，春晚上，他没唱《好汉歌》，唱的是一首《从头再来》。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论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歌声高亢，慷慨激昂，不知道是不是把我爸给感染了，他晃晃悠悠地站起来，一脚踩在椅子上，握着酒杯，扯着劈裂的嗓子跟着唱。

「论成败！人生——豪迈——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唱得太难听了，我捂着耳朵，看我爸脸红脖子粗的，眼泪和鼻涕混在脸上，也不知道擦，估计是真喝多了。

我还想笑，转念一想，汪慕信不让我笑，于是不捂耳朵，改捂嘴巴。

不捂耳朵了，就听见大人们唉声叹气，也不知道他们愁什么，天还能塌了不成？

刘欢还没唱完，我爸先唱完了。

唱完了，他放下杯子，瘫坐在椅子上，打了好几个嗝。半天，他忽然笑了，指着电视里的刘欢：「这小子是东北人吗？」

不知道他在问谁，也没人回答他，他于是自问自答：「他也不是东北人啊，他下岗了吗？他唱啥从头再来？」

我默默地想，原来下岗，就是要从头再来。

刘欢不是东北人，可是黄宏是东北人，我爸对老乡一直情谊深厚，我猜，黄宏的节目，他肯定爱看。

我却猜错了。

「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这台词其实挺押韵的，也不知怎么就把我爸给惹急了。

「我 X 你妈！」我爸举着杯子，要砸电视。

「爸，不能砸呀！」我在旁边躲着，一个屁都不敢放，还是付米胆子大，颠颠地跑上去，抱着我爸的胳膊，「爸，这大彩电一千来块钱，可不能砸呀！」

我爸的手还高高举着，想要炸碉堡似的，他低头看看付米，又转过头来看看我，看看汪慕信。

他忽然左右开弓，狠狠给了自己两巴掌，脆生生地响。

「付立强，干啥呀你！别撒酒疯啊！」我妈拽住了他。

「我太没用了，慧琴啊，我就是个废物啊！当着孩子面，我整这一出，我是个什么玩意啊！」他捂着脸，絮絮叨叨地说，「当初我跟你爸咋说的？我说慧琴跟了我，那肯定饭我做，地我拖，不让她遭一点罪。结果呢？你说得对啊，媳妇，慧琴啊，没有你，没有你我就是个饿死的货啊！」

我再迟钝，这会儿也觉出了不对劲，知道我爸不痛快，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爸，你别闹心，我跟付米，我俩好好念书，将来考好大学。」我说。

付米虎头虎脑的，点了点头：「是啊爸，我俩将来挣大钱，孝敬你跟妈。」

大伙都劝，说老付你看看，孩子多懂事啊，你快别闹了。

我爸后来，还真就没再闹过——第二天一早，天都没怎么亮，我迷迷糊糊地看见我爸从外头回来，冷得直搓手，脸也通红。

我妈刚从锅里拣出一块土豆，见我爸回来了，就先撂下，轻声问：「你干啥去了？捡这纸壳子干啥啊？瞅给你冻的，手都冻裂了吧，过来我给你抹点老虎油。」

「我不抹那玩意，我不抹，你留着抹。」我爸扬扬手，吸了吸鼻子，从那件绿了吧唧的军大衣怀里掏出半个旧纸箱。

他把纸箱展开，用胳膊碾平，摊在饭桌上，回头跟妈说：「去给我拿支笔。」

我妈拿来了笔，又问：「你要写啥啊？」

爸不说话，提笔在纸壳的最上方写字，写了几笔，又划掉，再写两笔，又停了。

见我在一边看热闹，他抬起头来问我：「闺女，你给爸写一个零工的零。」

我在那一团被划去的错别字旁边一笔一画地写下一个「零」字，其实并不好看，只能勉强算是工整，但我爸高兴极了，口中啧啧有声：「看着没有，我大闺女？书没白念啊！」

说完，他接过笔继续写下去。

瓦工，通下水道，刮大白，修拉锁，换暖瓶胆……

我都不知道我爸会这么多手艺，简直比孙大圣还厉害！

写完了，我妈在这纸壳上面钻了两个眼儿，穿上绳，正好能挂在脖子上。

「等年关一过，我就天天上菜市场那蹲着去。」爸说。

「那我把你那双厚棉鞋找出来吧，要不多冷。」说完，我妈收起笔，有一搭没一搭地提了一嘴，「老陈太太他家缺个护工，我跟她儿子说了，到时候我过去。」

「你可拉倒吧！」我爸不同意，「老陈太太是肺结核，那玩意传染，你挣钱不要命了咋的！」

我妈一时半会儿没说话，看了我一眼，把我爸拽到一边儿。

他俩不想让我听，可我还是听见了。

「开学俩孩子都得交学杂费呢。」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手往裤兜里摸，才发现他已经很久都没有买过烟了。

「交多少啊？」他问。

「一个人十五块钱。」

「我明天上汪老师家，管弟妹借点吧，你可不能去伺候老陈太太啊。」

大年初二，本来应该去串门的，我爸却盘算着去借钱。

站在镜子前，他一遍又一遍地梳头发，穿着他那件蓝色立领的涤卡上衣，问我妈：「哎，这领子立起来好，还是放下好。」

「放下好呗。」我妈伸手捋了捋，「这样压平了，显得精神。」

其实我真想不明白，连工作都没有了，还穿工装干什么？

刚要出门，正好赶上汪慕信来敲门。

「付叔，我妈说前年朝你家借了一百块钱，忘还了，让我给你送来。」

他从那件特别洋气的小皮袄里掏出一张对折过的，崭新的，蓝绿色的一百块钱来。

汪慕信他加班做生意的，怎么会管我家借钱呢？

不管怎么说，我和付米的学杂费有了着落，这总归是一件好事。

还完了钱，汪慕信又从兜里掏出一副手套来：「走，付雪，叫上付米，咱仨打雪仗去啊？」

家离得近的孩子们都在一起玩，平常是弹溜溜，打画片儿，到了冬天，就是抽冰猴，打雪仗。

我们这边打雪仗，真像打仗一样。黏黏的大雪球捏得很实，砸在人身上就会分崩离析，好在大伙穿得厚，倒不是很疼。

十个人打雪仗，没人摔倒的时候，是五个打五个，一旦有人摔倒了，就是九个打一个。

大家在雪地里你追我赶，笑声和雪块破碎的声音交相辉映，此起彼伏。

砰——

砰——

咚——

这声音不一样，不像雪砸在地上，像一块巨大的冰。

孩子们都愣住了，当然，也包括我。

尖叫声中，汪慕信跑过来捂我的眼睛，可是来不及了，我已经看见了——人砸在冰面上，没有炮仗那么响，血淌在雪地上，却比爆竹的红纸，要红得多。

有大孩子喊了一句：「跳楼啦！有人跳楼啦！」

付米好信儿，撒腿就跑，要去看热闹。我从来跑不过他，就那一次，跟老鹰捉小鸡似的，扥着他的后脖领子，连拖带拽地把他拎回了家。

汪慕信送我到家门口，对我说：「你要是晚上害怕，就到我家来。」

我点点头，想了想，又说：「汪慕信，我确实有点害怕，我爸妈也下岗了。」

他脱了手套，从兜里掏出一块巧克力来：「别怕，我爸妈说了，咱们有人情在，没钱也饿不死。」

我似懂非懂，告别了他，带上门，让付米赶紧回屋。

「妈，我张叔跳楼了。」我说。

我妈关了火，举着马勺看我：「再胡咧咧揍你了啊！」

「真的，我们几个都看见了。」

我妈在围裙上擦擦手，慢悠悠地走过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恰逢我爸从里屋出来，看我妈不太对劲，就问：「咋了你这是？」

我妈扶着脑袋，支使说：「快，给我倒杯水。」

喝完了水，我妈缓了一口气，看着我爸：「老张跳楼了。」

我爸在原地站着，半天，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晚些时候，汪叔也回来了，一进门，我爸就问：「咋样，救回来没有？」

「大头朝下，脑袋扎冰面上了，还救啥了救。」汪叔摇摇头，「好死不如赖活着，挺大的人了，咋就这么想不开呢。」

我妈说，他是到处去应聘，可人家嫌他岁数大，都不要他。原来在厂里，他可还是生产标兵呢。

我爸骂了一句：「生产八生产六的，吃不饱饭，说这些有啥用啊！」

年关还没过，张叔家就要办白事，殡葬的那帮人说了，五百块钱才给抬，可张叔是个绝户，他家要是能掏出五百块钱来，还犯得上跳楼吗？

现在是天冷，人可以先在家放着，过一阵热起来，非臭了不可。

汪叔说这个钱他来拿，大家伙都说不行，哪能看谁有钱就可劲祸害呢！那不是讹老实人吗！

最后，大家伙你十块，我五块地，把人抬了出去，埋到了农村老家。

听说给李叔送葬那天，有两个老街坊还打了起来。

一个说另一个，每天骑着自行车驮着媳妇去酒店当三陪。

另一个不服啊，说你媳妇说在外边当保姆，其实是在站大街，咋样，软饭好吃不？

喝多了酒，话不投机，血气方刚的北方汉子，三言两语就打了起来，打得头破血流。

打到最后，两个大老爷们又搂在一起，抱头痛哭，这俩人真逗。

我问我妈，啥叫三陪，她说不该你小孩问的，少问。

开了春，可算是暖和了一些，我爸借来一辆手推车，把我家的冰箱，彩电，大衣柜都给搬上了车，拿尼龙绳捆得紧紧的。

大衣柜还是他俩结婚的时候，我姥姥家出钱给做的，我妈没事就擦，跟新的一样。

我和付米不在乎衣柜，痛哭流涕只为保卫大彩电，白扯，大彩电失守，保卫改欢送。

手推车，叫推车，肯定就是要在后边推的。

我爸推了两下，推不动，算上我妈，还没推动。

我总觉得我爸力大无穷，这世上不该有他推不动的东西。

但看那雪地上留下的，深深的车辙，我猜，这些东西应该是重得不像样，重得不能再重了吧。

于是我爸绕到车前头来，把捆家具的绳子解开一段，绑在自己两个肩膀上，最后缠住腰。

「一、二、走！」

随着一声喝，他扯开弓步，整个人压得很低，像是马上要趴在地上了似的，脸冲着地，背朝着天。

付米不高，我比他还矮，帮不上忙，就跟在后头走，用手扶着车尾巴。

走了一会，爸停下来，喘口气，笑嘻嘻地跟我说：「这么冷的天，愣是给爸热冒汗了。」

「爸，你要把这家具都整哪去啊？」我问。

「看有没有人买，有就卖了。」

车一路推到子弟大院，卖了冰箱，卖了彩电，等到要卖大衣柜，我爸又反悔了，怎么拉出去的，又怎么给拉回来了。

早知道这样，还遭这份洋罪干什么！

大衣柜没有卖，我妈却卖了她的那辆白鸽自行车——都不上班了，还要自行车干啥啊？

卖的时候本来是想找我二舅的，没想到我二舅说他早就不做自行车生意了——都不上班了，谁还买自行车啊。

领导上班？领导上班，坐的是小汽车，轮子多的，它跑得快呀！

我爸这人特别爱干净，可是最近回来，都是灰头土脸的，干体力活不容易，一擦鼻子，都是一纸的灰。

不过日子确实是越过越好了，我家偶尔还能吃上肉。不仅如此，连老周头他们家，这天都买了两根葱，一斤肉馅，说是要包饺子吃呢！

平时，大伙都叫老周头是「周老抠」，因为他抠啊，吃穿都节俭得不行。这周老抠居然舍得花钱买肉了，不知道他家今天有啥喜事。

「妈，今天啥饭啊？」刚一推开门，我皱起鼻子闻了闻，「不用说了，又是白菜土豆。」

「咋的？不爱吃啊？」我妈问。

「天天不是白菜土豆，就是土豆白菜，早吃腻了。」

「不乐意吃饿着啊，不吃不给你盛了，晚上别张罗饿。」说着，我妈把刚舀起来的半勺饭扣回了锅里，「招呼你弟，出来吃饭。」

付米可不嫌腻，他啥都爱吃，几步窜出来，坐在饭桌前翘首以盼。

「别搁那旮等人伺候，把碗摆了。」我妈说，「就你俩这么懒，将来能结上婚不？」

我倒不太在乎这个事，汪慕信跟我说了，俩人只要结婚就可以天天在一起玩，将来我俩可以结婚。

喝了一口汤，我问：「妈，咱家啥时候包饺子啊？」

「包啥饺子，我看你像饺子。」说完，我妈顿了顿，又改口，「等过一阵吧，管你爸要钱，买点肉馅。」

「人家老周家今天就吃饺子。」我说。

「谁跟你说的？」

「周富荣啊，说她家今天包饺子，还是猪肉大葱馅的呢！」

我妈撂下碗，看了我一会儿，解下围裙站起来：「走，你领我上她家去。」

路上，我妈告诉我，待会儿到了老周家，就说是来借醋的。

我家明明有醋。我虽然犯嘀咕，却也没张嘴问。

敲了三声门，没人应——老周头腿脚不方便，走得慢，他老伴也在床上瘫着，儿子到市场上蹲零工去了，至于儿媳，去年年末说是要到省城去打工，不过既没消息，也没寄钱。

那周富荣怎么不出来开门呢？

我妈拍了两声门，又攥成拳狠狠砸了几下，回过头看着我：「快，上菜市场，找你周叔，顺便把你爸也叫回来。」

我妈胆子向来大，看她这样脸色煞白，一定是出了老大的事，我也不敢耽搁，掉头就跑。

跑出挺远还能听见我妈火急火燎地催我：「快点！快跑！快去！」

跑得太快了，路又滑，我一下摔了。爬起来看了一眼手掌心，破了皮，出了血。

我忽然想起打雪仗的那一天，红红的鲜血淌在白茫茫的雪地上。一想起，脚下又下意识地跑了起来，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

心里隐约知道，这是又出了大事。

「付雪！你干啥去！」在我身后，汪慕信追了上来。

我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声音断断续续地淹没在凛冽的风里：「找周叔！找我爸！」

汪慕信也跟着我一起跑，很快超过了我，又回过头来冲着我喊：「你别跑了，你掉头回去，找我爸去！」

我顾不上在原地看他一会儿，迈开腿往回跑。

三个男人撞破了大门，一声巨响过后是没动静，屋里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反正不好闻。

骨碌碌——

空空的铝罐子从屋里往出滚，碰了我的鞋尖，左右翻滚了两个来回，不动了。

罐身上是鲜艳的廉价喷漆，喷着蟑螂、老鼠、苍蝇、臭虫…

老周头的儿子小周忽然一屁股坐在门槛上，连哭带嚎。

桌上的不锈钢盆里还剩下两个饺子，闻着一点猪肉大葱的味道都没有，只有一股呛鼻子的甜味。

我头一次见救护车，拉走了老周两口子，却没有拉走周富荣。

他们说周富荣已经救不回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嘴馋，吃了最多的饺子。

我和汪慕信站在周家门口，看着威风凛凛的救护车，载着两个老邻居，拖出一道长长的车辙。

车拉走了两个人，却一个也没拉回来——老周头说是变成了「植物人」，人虽然没有死，但是脑袋死掉了。

小周想治，一听住院费，琢磨琢磨，治不起，算了吧。

至于老周头的老伴儿，听说半路在车上就没气儿了。明明是她先离开人世，大人们却说她少遭了罪。

人世有那么不好吗？

那时我真想不明白，灭虫子药是用来消灭害虫的，我们又不是害虫，谁要消灭我们？

2000 年是千禧年，汪叔家搬回了一台大屁股的白电视，汪慕信说，这叫电脑，是用来炒股票的。

电脑是啥脑，能比人脑好使吗？要是人的脑袋死亡了，用电脑能救回来吗？

股票又是啥？炒股票，为啥不用锅呢？

小周最近张罗要开小卖部，正在四处筹钱，大伙有闲钱的，能帮衬一点，就帮衬一点。

我妈找了一份给学校食堂做饭的工作，顺便还推荐我爸进去当保安，听说保安队长是校长的小舅子，给我爸找工作，还得「孝敬」他一条烟。

发工资的第一天，我爸买了一斤纯瘦肉，回家剁碎了，说要包饺子。包饺子麻烦呀，我妈和面擀面，我爸剁馅拌馅，又叫我过去，给了我一块钱，说让我去周叔的小卖部买一袋酱油，剩的钱还能给自己买个长春饭店小奶油雪糕。

我说咱家楼下就是小卖部，周叔家的要走一站地呢！

我妈说让你去你就赶紧去，哪这么多废话，等我都走到小区门口了还嘱咐我：「上你周叔家买去啊，听见没有！」

一袋酱油两毛钱，小奶油雪糕五毛钱，剩下三毛钱交给了我妈，我雪糕吃了一半，剩下一半给了付米，他是一点不嫌弃。

在我们家，我和我妈从来不吃剩饭，我爸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不了放那，一会儿我吃」，至于付米，不管我吃啥，剩了，他都会凑过来问我：你还吃不？不吃我吃了。

有小孩说他是专门打扫剩饭的，他眼睛一翻，露出两个大大的白眼球：「我捡我姐剩，跟你们有啥关系？」

我当然也不亏待他，汪慕信给我啥好吃的，我都会留出付米那一份，有时候还特许他咬第一口。

我吃过汪慕信家不少好吃的，就是没吃过他家的「炒股票」，汪慕信说，他也不知道炒股票究竟是啥，只知道红的是好的，绿的是不好的。

我想了想，估计红的是肉，绿的是菜。

十四岁，2002 年，我和付米上初中，家门口的学校不要钱，要去市重点，得交择校费。

择校费要整整两万四千块，这我家可出不起，汪叔给拿汪慕信拿了这笔钱，我们就不在一个学校上学了。

汪慕信一直很听话，但为此又哭又闹，仿佛我俩这是生离死别。

其实只是上下学不能同路罢了，街坊邻居地住着，还是差不多每天都能见上一面。

他们学校的老师给他推荐什么练习册，他总记得告诉我，他学习又好，我连补习的钱都省下来。

十四五的时候，孩子们都在情窦初开，却还扭扭捏捏，不好意思承认。

那时候，老师上课时要是偶然点了哪个女生的名字，偶然接在男生后头，一帮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学生就会此起彼伏地咳嗽，自以为很机灵，其实特别欠。

那个时候的「早恋」，大多只能说是在交朋友——一块儿上个学，打个饭，写个作业，偶尔出门「约会」，也就吃个校门口的小吃摊。

那时大伙都是孩子，至多牵个手，亲亲抱抱大多是没有的，有，也知道要背着人，会招人笑。

好在大伙都比较实在，不像后来，谈恋爱还要事先翻透对方的户口本，恨不得把人家祖宗十八代都查个底掉。

就这么偷偷摸摸地恋爱，暗暗戳戳地起哄，成了我们很多人少年少女时代里，关于懵懂青春，最鲜活的记忆。

可能是我没心没肺，班里的男生对我都没什么不可言说的小心思，付米倒是明里暗里收了不少小情书。

至于汪慕信，不在一个学校，我也不知道他混得怎么样，不过我估摸着，喜欢他的小姑娘也不会少了——总不至于全天下，就我一个识货的？

偶尔他跟同学一起回家，会跟我打个照面，他的同学见了我就咳嗽，也不知道是我身上有灰还是怎么着。

终于某天，几个女孩推着自行车，叽叽喳喳地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她们离挺远就冲着汪慕信笑，不停地卡嗓子，胆子最大的那个问：「汪慕信，这就是你 xx 中的女朋友啊？」

汪慕信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不低头，也不抬头，目视前方，跟英雄就义，壮烈赴死似的，朝我走了过来。

我问他：「你咋不说不是呢？」

他看着我：「你要是觉得不自在，我就去说。」

他倒挺会踢皮球。

我也没什么自在不自在的——既然所谓「早恋」不过是一起吃喝玩乐，那严格来说，我和汪慕信早就恋了十五六年了。

那天，他还送了我一本物理练习册，我问他将来是不是要选理科，他说他喜欢学数学。

当时我就觉得他不是一般人。

我说我要选文科，大人说了，小女孩适合学文科，将来当老师。

他笑了笑，说你自己喜欢啥就学啥，跟男的女的有啥关系？

「那我不得选一个好找工作的专业吗？」

「你为啥不选你自己喜欢的？」

「我不用挣钱啊？」

「我可以挣钱啊。」他停下脚步，自行车链条哗啦啦转动的声音戛然而止，浅浅的车辙也在这里停了下来。他看着我，「我可以挣钱啊，你就选你自己喜欢的。」

我琢磨了一遍这句话，怕自己理解错了，又反复琢磨了两遍。

紧接着，嘴里就发出一声不受控制的「嘿嘿」，连我自己听了都觉得傻。

他也笑了一声，拍拍自己车的后座，问我：「你累不累？坐这我推着你走吧。」

我歪着头想了想，看流星花园里演的，花泽类是驮着杉菜，还搂着腰的。

不过这个事情，他不提，我肯定也不好意思提了。

车上没有我的时候，车辙是浅浅的一道，伴着两对脚印。这会儿，车辙变深了一些，旁边也只有他一个人的脚印了。

我从没去问过他喜不喜欢我，喜欢我什么。

当时，这些事情总归是羞于启齿的，再者，一路看着彼此长这么大，似乎如果不是他，那也不会是别的人了。

在他的车后座上，我从 2002 年，一路坐到了 2004 年，其间，我坐在车上，眼看着路边周叔的小卖部装饰门脸，开成了小超市。二舅用来卖自行车的那个小门市出兑了，新店主是一对年轻夫妇，两人勤勤恳恳，每天都起大早，开了一家面馆，大碗牛肉面卖八块钱，有好几块肉，小碗的只要六块。汪叔的股票一路飘红，他是见好就收，稳赚了一笔。

这说的都是好事，坏事也是有的。我们这边郊区有个造纸厂，没看住，半夜一个火星子，整个厂子都燎了，好在里头没什么人，不过损失多少就不好说了。零三年的时候，举国都赶上非典，好在东北冷，倒没那么严重。不过大伙还是很重视，组织了许多白衣天使去南方，那时候我们都不懂，只知道动不动就不上课，非常开心。至于经济，还是不景气，上班拿死工资的是永无出头之日，只有小领导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下岗职工稍稍缓过劲儿来，养老的养老，干个体的干个体，不过，也总有没缓过劲儿来的，跟蟑螂似的，一开灯就嗖嗖窜进暗缝里，没人知道他们过得如何。前边说汪叔炒股赚了，那是他卖得准，错过了时机，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套完了房子套车子，赔得血本无归，各个酒店的老板天天担惊受怕，就怕这帮股民排着队从楼顶往下跳。

好好坏坏，岁月的车轮不停，任你哭任你笑，都会被碾成这车辙里的一颗尘灰。

2006 年，我、付米、汪慕信，还有许许多多的孩子们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高考。

家长们在说，老师们在说，电视上在说，报纸上也在说。高考呀，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成败在此一举，读书改变命运，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说来说去，就是要我们好好读书。

汪慕信学习一直好，老师们都说他是种子选手，能冲北京。我的成绩不算好，可也不算坏，当初选了文科，可是地理，我是一窍不通。不过我们老师说，我应该能在本地选个不错的一本，让我爸妈不用担心。可我还是想努把力，争取考到首都去，大城市的女孩儿时尚漂亮，肯定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万一小汪这个浓眉大眼的同志抵御不了诱惑，叛变了革命，我怕是肠子都要悔青了。

高三一整年，我过得灰头土脸，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汪慕信家里干脆给安排了住校，还给他置办了一部小灵通，他成了第一批「少年手机党」，非常拉风。如果当天没有学习到太晚，他会给我打个电话，当然，是打家里的座机，有时候赶上我妈去接，叫我出来的时候，她就会顺便跟我爸说：「付立强，我看咱俩都快喝上孩子喜酒了。」

接了电话，小汪同志一般先嘘寒问暖，客套几句，然后聊上一会儿学习，最后一般是互道加油作为收场，革命友谊愈发深厚。相比之下，付米就很不省心，高考近在眼前，老师耳提面命，他还闹起了失恋，整天伤春悲秋，拿大笔记写酸溜溜的诗。

日子嘛，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过法，可是不论你怎么过，该来的总会来，那些重要的节点是注定的，不会变的，那些能够改变的东西，不过是我们人生中的细枝末节。

高考放榜那天，我还没醒，躺在床上迷迷糊糊一睁眼，看到的就是我爸妈的背影，挤在我那一张小小的，包了浆的木书桌前，佝偻着背凑在一起打电话。

打了几遍都是占线——人人都想早点知道消息，仿佛耽搁一会儿，分数还能变了似的。等到终于拨通，我妈把电话给我爸，我爸又塞给我妈，最后俩人谁也不敢听，都塞给我，只凑了个耳朵过来。

撂下电话，没人说话，俩人都在看我，也不敢问。

我报了个分数，说了几个有把握的学校，他俩的眉毛才放松下来，脸上露出一点笑模样，不住地点头，嘴里说着挺好挺好，也不知是说给谁听。

查完了我的，该查付米的，爸妈叫了他好几声他才不情不愿地走进来，接过电话。

这小子平时看着不学习，分数居然比我还高！

他们老师说了，这个分数，去北京也不是不可能。

分数不成问题，可钱成问题。付米大手一挥，跟二流子一样。

「我不想念了，让我姐念吧。啊！你打我干啥啊？」

我的手疼得直发麻，抄起桌上那一本厚厚的笔记，往他背上打：「你再说不念了？不念书能有出息吗？不念书你干啥去？你想干啥？你是不是想造反你？」

我追着付米打，从小卧房打到客厅，打出了门，还追到楼下，在单元楼门口，还碰上了他的小女朋友。

这小姑娘咬着嘴唇，看着马上就要哭了，见了付米，也不说废话，就一句：「我没考上，算了吧。」

我不打了，付米也不跑了，他看着小姑娘，嘴张了又张。

他想让她等，却又不敢说。

等，是要拿青春去等的；等，是要拿岁月去等的。

等，从来不是一声浅浅的承诺；等，是一道深深的车辙。

汪慕信考得很好，他们老师说，他这算是超常发挥，北京的学校算是妥了。

我很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却最后才告诉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付米一样，他想让我等，却又不敢说。

送他去车站的那天，我也跟着去了。

火车没有车辙，只有哭泣一般的汽笛声，和驶远的人。

我忽然想起我俩第一次分开，他去别的学校上高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也经常看，看他的校车在地面上压出或深或浅的轮胎印子。

那时候并不觉得心慌——车辙虽是往出走的，但心里总知道，这人会回来，如今，车辙没了，人还回来吗？

回来的，还是那个人吗？

还是我的那个人吗？

我跟付米不一样，他活得清醒明白，任何事情都想得很通透，可我这个人认死理，爱钻牛角尖，很多事情我一旦认准了，就谁也劝不动我。

去北京的第三个月，付米就摆脱了失恋的阴影，还凭借着他那张迷惑敌军的小脸，俘获了一位北京大飒蜜的芳心。

我因此在电话里好好地讽刺了他一顿，我说你不是痛哭流涕吗？不是心痛欲绝吗？不是爱情已死，我心已伤吗？

他振振有词，说这你就不懂了，人为什么有魅力？就是因为人是会变的。

人是会变的，城市是会变的，乡情……乡情或许也是会变的。

自从我想明白了这一点，便时常担惊受怕，不是担心一切都变了，而是担心一切都没变，只有我的人变了。

可我又是个㞞包，不敢痛痛快快问个明白，只能别别扭扭，弯弯绕绕地问他，北京的女孩好看吗？你们学校的女孩好看吗？你们系的女孩好看吗？你们社团的女孩好看吗？你们老乡会的女孩好看吗？

问来问去，都离不开「女孩」。

汪慕信太了解我了，他简直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拿我们这边的粗话讲，我一抬屁股，他都知道我要拉什么屎。

终于有一天，他听我问完这一长串「北京姑娘长相水平普查」，在电话那头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付雪，打电话一分钟五毛钱，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啊？」

我有些尴尬地清了清嗓子：「你是不是……感觉我有点没事找事啊？」

「我觉得你有点傻。」电话那头，他轻轻笑了，「我来北京干啥？我是来念书，不是来看女孩好不好看的。我念书，是为了自己变得更好，我变得好了，你也能过上你喜欢的生活，听懂了吗？」

他顿了顿，轻声说：「付米，别瞎想，我还跟你天下第一好。」

我可真是受不了这一套情意绵绵的组合拳法。

「那啥，你在那边别省钱，想吃点啥吃点啥，听说北京物价贵，那你也别省吃俭用。」

「嗯。」

「看着点付米，让他好好学习，别瞎混，跟小姑娘处朋友要大方一点，别让人家受委屈。」

「嗯。」

「咱家这边寒假放得早，到时候我去北京找你吧！」

「好啊，我带你去天安门，去故宫，颐和园，去全聚德吃烤鸭，去东来顺涮羊肉。」

「嗯，我还没去过北京呢。」我手绕着电话线，让身后排队的同学稍等，「先不说了，后面同学排队呢。我也得去打热水了。」

「好，别瞎想。」

这种每天捏着电话卡，站着打电话的日子，付米就没怎么过——付米在北京找了一份家教兼职，攒钱买了一部滑盖诺基亚，还跟我显摆。我挨个问了他们室友，确定他没为了买这手机天天馒头咸菜，才放下心来。

他脑子活泛，鬼点子是老母猪戴胸罩，一套一套又一套，总有法子赚钱。

家里一个月给他打五百，给我打八百——我爸说了，不能给外头的臭小子留下机会骗我，我妈说他啥也不懂，我心里有人，别人才骗不走我。

付米说他给学生补课，挺挣钱的，周末还去电影院里铲爆米花，一个月挺够花的，说要把这五百也给我，我不同意，我说你跟人家大城市的女孩谈恋爱，不摆阔气，也不要寒酸。

付米却说，你要攒钱来北京，不要坐火车了，一个女孩又不安全，坐飞机。

他们都不让我打工，说我在家都不干活，出去洗盘子，也肯定是洗几个摔几个，还是歇着吧。

那年寒假确实放得挺早的，不过我没去上北京——家里买了新房，说让我回去帮着监工。

有人问我爸：「老付，这房子将来给付米娶媳妇用呢？」

我爸摆摆手：「这房子写我闺女名，小子让他自己挣钱去。」

买房是好事呀，大伙都来恭喜，只有汪叔不恭喜，还觉得我家很浪费，他说还买啥新房啊，我给我儿子早都买好了婚房，那小雪将来，还不是我家媳妇吗？

我爸说：「你给你儿子买，我给我闺女买，万一将来他俩干仗了，我闺女有房子，有底气。」

「咋的？没房子他还敢把小雪撵出去？我给他腿打折！」

其实汪叔是出了名的好脾气，我们几个孩子，就汪慕信没挨过打。而且汪慕信自己也跟我说，谁敢撵你啊，你不撵我我都谢天谢地了。

2008 年，我们几个上大二，付米跟他的大飒蜜感情日趋稳定，我和汪慕信……只要我不瞎想，我俩估计比任静和付笛生这对「知心爱人」还要稳定。

我们都很稳定，那一年却很不太平。

向来是我们东北爱下雪，这一年的南方却下了好大的雪，雪刚落下就化了，化到中途再冻上，就成了冰。

那年一月，冰霜笼罩了全国整整十九个省，在刺骨的寒冷中，我们迎来了最肃穆的一个新年。

四月某天，汪慕信给我打电话时闲聊，说是他们班长请假回山东老家喝发小的喜酒去，要他代一周的职。当初我还说他，天生就是当干部的命，却没想到，这一代，就代到了毕业——4 月 28 日，由北京开往山东青岛的 T195 次列车在行驶途中超速脱轨，撞上了 5034 号烟台开往徐州的火车。

2008 年 4 月 29 日凌晨，胶济铁路悄然恢复运行，依旧载着许多归乡的游子，汪慕信的班长没有喝上喜酒，却永远留在了家乡。

他很少失态，却给我打了一夜的电话，喝得烂醉如泥，又哭又喊，后来还吐了。我想拍怕他的肩，陪他一起喝，一起哭，一起喊，但是不能。

室友都睡了，我们离得这么远。

我们离得这么远。

等到了五月，一切都是好端端的，汪慕信还跟我商量着，五一假期要来看看我，后来他们系里组织合宿，也没来成。五一开学以后，他再给我打电话，说了好多有意思的事，说是一块儿合宿时有人打呼噜，大家半梦半醒的，还以为船开来了。还有女生跟男生表了白，男生高兴得哼了半宿的歌…

真好啊，日子越过越好了。

起初是这么想的，但那时候，我忘了世上还有好景不长这么一个词。

某天下午，我正在午睡，却迷迷糊糊听见寝室里有人在连哭带号，翻了个身，我用被子蒙住脑袋。

「又有虫子啦？拍死拍死，它大你大？那点出息！」

哭声却不停止，甚至愈演愈烈，我的话，也没有人搭茬。

坐起来，发现寝室只有我和老四两个人，于是我问她：「咋了？」

她张着嘴，发出啊啊的动静，连鼻涕都差点掉进了嘴里。

「家没得了，我家没得了！」她喊了半天，嗓子都哑了，才成了句，「地震啦！房子塌掉啦！人还不晓得是死是活哇！」

2008 年 5 月 12 日，下午 14 点 28 分 04 秒，震惊中外的汶川大地震，严重破坏地区超过 10 万平方千米，共造成 69227 人死亡，374673 人受伤，17923 人失踪。

这些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只知道，走在走廊里都听得见哭声，每个夜里，不论多晚，都能看见穿着睡裙在楼梯口打电话的人，请假的人变多了，只要是四川的学生，导员二话不说，就会给批。

生活不是百度百科，对于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灾难从不是冰冷的数字。

老四是我们寝室唯一的外地人，我们喜欢学她口音，她也学我们东北话。我们吃她阿婆做的辣椒酱，她也吃我们家里做的碴子粥。

我还记得前不久，她回到寝室，眉飞色舞地跟我们讲：「我屋老汉最近不晓得叫啷个吹了风，鼓捣我将来在东北买房子，我说没撒子必要嘛，有闲钱不如给他两个出去耍用，我们那边安逸，这边冷啊，他非要恁个整！」

这事之后，她变了许多，说起话来不再眉飞色舞了，每天都闷头存钱，说要在东北买房子——她是想带家里人远离这个伤心地，只可惜，她带不走阿婆了。

记得那时候，全国的中小学都要开主题班会默哀，大家说得最多的两个词就是「多难兴邦，天佑中华」。这是对的，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国家，从来不曾惧怕灾难。

萝卜、白菜、土豆，我们宁可自己少吃一口，也得给灾区送过去！周叔家的小卖部捐了十箱方便面。我二舅这几年在跑大客，没攒下啥钱，和我爸妈，一共就凑了一千五百块。我们系里来收捐款，说捐多捐少，就那么个心意，我和付米没商量，一人捐了二百，不多，绵薄之力。

汪慕信那一阵子没怎么给我打电话，再打过来，告诉我，他要去做志愿者了。

其实我真不愿意啊，万一有余震呢？可我没跟他说，只是让他小心点——我太了解他了，他是我喜欢的人，他会做出每一个我喜欢的，我认为正确的决定。

那年的暑假，我们见了一面，他给我买票，我终于去成了北京。

我跟他在天安门，在颐和园，在长城合影留念，我看到了很多我一直想看的景色，去到了很多我一直想去的地方。

我见到了我一直一直想见的人。

他白了一点，书卷气更浓了，好像还长个子了，不知道是不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带我去吃涮羊肉，吃烤鸭，豆汁我实在喝不下去，还有羊蝎子，看那样子，我就打了退堂鼓。

晚上去逛了他们学校，还有夜市，我们俩磨磨蹭蹭的，就宵禁了，他们学校对面有个旅馆，房间收拾得还挺干净，他说开两间，我说，一间吧，他也没多说什么。

他说，付雪，这两年我总觉得我离你太远了，现在我们离得这么近，我也觉得不够近。

于是我们越靠越近，并非刻意，只是顺其自然。

我带了一千块钱去北京，待了一周，回来居然还剩七百，我把这七百块全给了汪慕信，我说我知道你肯定花了不止这些，他没说什么，后来听付米说汪慕信给了他七百块钱，我打电话过去问，汪慕信反过来问我，跟他算那么清楚是要干什么？

他说，付雪，我就没想跟你算清楚，我家从来都是我妈管钱，以后咱们俩也是你管钱。

对了，我们俩还去看了刚刚竣工的鸟巢体育馆和「水立方」，虽然没赶上那年奥运会的开幕，没有看到那里最辉煌的样子。

看开幕式的时候，我跟汪慕信打电话，我说你看这个多好看，那个多神奇，他说我看着这些，就想起当时你站在外面又蹦又跳，笑得那么开心。

2009 年的春晚也挺好看的，群星璀璨，唱了一首《北京欢迎你》，红遍了大街小巷，我却在心中暗自腹诽，别欢迎了，赶紧把人还我！那年的小品《不差钱》里边有一句经典台词：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就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

自从汪慕信他们家搬到北京去，我偶尔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总觉得，这样的日子一天天地过下去，一辈子都要过去了。

2010 年，我们都毕业了，我问汪慕信：「你想让我找北京的工作吗？」

电话那头，他还是不紧不慢地：「我想让你找你喜欢的工作。」

我总觉得，他没那么想让我过去，于是就把电话挂了。

六月末的时候，付米从北京回来了，还带着他的大飒蜜，这姑娘一口京腔，性格非常爽快，看得出来在家里是不干活的，但第一回来，还是主动帮着摆摆碗筷，我妈不让她动，还给她包红包，就差把金戒指金耳环都拿了出来。

姑娘是个痛快人，吃完饭了，跟我爸妈讲，将来不想嫁到东北来，想让付米跟着去北京，我以为我爸妈肯定不会同意，没想到她俩压根不管，只说孩子的事情孩子自己做主。

其实那天聊了些什么，我都没怎么听进去——付米都回来了，汪慕信怎么不跟着一起回来？

虽说汪叔两口子现在都不在老家了，可是还有我呀！我还在老家呢！他不想我吗？不想见我吗？

待了几天，姑娘要回北京，我和付米一起送她去火车站。这几年，家里许多地方都铺了柏油路，没干的时候踩上去是黏黏的，还有黑印子，车压上去，就会拖出一道一道长长的辙。

坐在车上，我忽然问：「付米，你看这些压出来的黑道子，像不像一个字？」

付米没心没肺地问我：「啥字？喜字？」

「像一个等字，等待的等字。」

我没告诉过别人，其实这几年，我听得最多的一首歌，就是张洪量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长夜陪我度过？」

我每次去 KTV 都要点这首歌，他们都说我唱得真难听。

付米订婚的那一天，汪慕信回来了，而我喝多了。喝了有多少呢？大概就是半夜非要叫他出来，给他唱了好几遍《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那么多。

到后来，他都被我给唱笑了，不停地拍着我的背说他知道了。

我在路灯下对着飞蛾打酒嗝，心想，你知道个屁。

后来我们好像还接吻了——我站在马路牙子上走直线，他牵着我，在我快掉下来的时候接住了我，用极别扭的姿势接了一个极长的吻。

我满口酒气，滋味估计不太美妙，要不他也不会递给我一瓶矿泉水漱口。

「漱干净了吗？」

「漱干净了。」

「检查检查。」

哦，原来是这么个检查法儿。

他说：「付雪，我高中时给你的那本物理练习册，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打开看过？」

宿醉之后，我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翻那张落了灰的书桌。

那本练习册搞不好已经被我当成废纸卖了——我后来还是选了文科。

在满地狼藉中，我发现紫色的一角，爬过去拽出来，这大概是一个文科生唯一的一本物理练习册。

翻开扉页，味道是崭新的印墨混着陈旧的纸灰。

翻到某页就自动停了，是因为一张泛黄的小纸。

「我希望你能过上喜欢的生活。」

这一句是他的经典台词，没什么惊喜，下面这一句，我却是第一次听。

「我希望你能过上喜欢的生活。」

「我希望你会喜欢有我的生活。」

2018 年的春节实在非常安静，小品请不到赵本山，我都看不开心。外面一个放炮仗的都没有，雾霾严重，管得可严了，不像以前在东北农村，可以偷偷地放。

想听听乡音，早成了难事。

「妈，后来呢？」女儿问我。

「啥后来呢？」我包了满满地一团馅儿，再看一眼女儿手中不伦不类的东西，「行了你快进屋看电视去吧，别在这祸害东西了。」

女儿放下面穄子，没去看电视，进屋去玩她那小红人和小蓝人打架的游戏——我常在想，究竟是电视越做越难看，所以大家都不看电视，还是大家都不看电视，电视才越做越难看。

「咋不帮你妈干活去呢？」

「她给我讲一半故事，又不讲了。」

「给你讲到哪？」

「讲到她在练习册里翻出来小纸条。」

「后面的事我知道啊，你去帮你妈把馅儿和了，我给你讲。」

「等我打完这一把。」

等了半天，这一把也打不完，孩子不来帮我干活，孩子他爸还是挺有眼力见的。

「不能让她总玩那个游戏，玩瞎了咋办？」

「咱俩当时成天成宿的发短信，谁瞎了？」

「我好像听见楼下大门开了。」

「付米吧，刚才打电话，说快到了。」他在我围裙上擦了擦手，拿出手机发了一条语音，「妈，你们下来吧。」

门开了，付米和他的大飒蜜拎着大包小包的零食饮料。汪叔，哦不对，爸妈在后头站着，当然，还有我爸我妈。

「爷爷奶奶过年好！外公外婆过年好！舅舅舅妈过年好！」女儿收了红包，拜年也很勤快，带着付米两口子一块儿玩游戏去了。

他俩在搞「丁克」，活得十分洒脱，什么潮流玩什么。

我爸妈压根不管——退休后，他俩报了老年大学，天天去学探戈恰恰华尔兹。

我公公婆婆最近喜欢跑马拉松，有时还能拿回纪念牌。

至于我，我喜欢我的生活，也喜欢有他的生活。

这是 2018 年的冬天，新年伊始，故事未完。

女儿问我故事的后来是什么？这故事没有结局，还在继续往下写，往下写四个十年，三个孩子，两个家庭，一道车辙。

□ 伞阿花伞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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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 2020-09-14 17:02 · 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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